文艺批评 | 陈光兴：追念斯图尔特·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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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关于斯图尔特·霍尔，人们往往熟知他是一个不断地“介入现实”的文化研究者，至于他是如何进行一种有效的研究的，却并不十分关心。本文作者认为，梳理回顾霍尔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厘清CCCS与Open University等团体工作方式与文化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合理地评价霍尔之于当今学界的意义以及发现一种有益的可借鉴的文化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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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陈光兴

追念斯图尔特·霍尔

1

作為1980年代深受Stuart Hall啓發的那一代學子，2014年二月10日得知他離世的那天起，我們一方面陷入悼念的感傷中，另一方面也被迫開始認真思索他在思想上的貢獻與留下來的精神遺產，他在世的時候許多人都能感受到他龐大的影響力，但是卻因為他的知識方式是不斷對當下困境進行思考、他的思想與書寫不斷在介入現實，這樣具有強烈進行式的節奏讓人很難放慢速度，比較有整體感地梳理他的影響力，更沒有思考過究竟該如何討論才能有效的揭示他長期的積累。他離開至今的幾個月中，對他的追思來自四面八方，不僅在他長期生活工作的英國，他出生成長加勒比海的牙買加，北美、拉美、北歐、非洲，以及亞洲各地，都對他一生的貢獻、他的人格與風格表達感佩，當然也有聲音批判他所代表的新左思潮偏離、置換了更為根本的經濟結構問題。或許，今天在全球的範圍內很少還有知識人會在離世時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與廣泛的關注[1]。我個人對Stuart Hall的書寫與實踐有片面的接觸而沒有全面性的把握，沒法作出有系統的評價，只能憑藉過去近三十年間跟他交往中的一些體會與觀察，初步的提出些粗淺的看法，把焦距擺在他的團體工作方式上，藉以彰顯他難以丈量的影響力，期待在中文世界中有更多人會深入的挖掘尚待清理的整體圖像。

斯图尔特·霍尔

在一次私下的談話中，Hall指出他的發言位置交錯在三個主要軸線上：新左翼、文化研究與黑人社群。我想這三個流動場域貫穿了他長期的政治與知識實踐，他的特殊性也正在於此。作為New Left Review在1960年的創刊主編，新左翼是他長期的政治位置，從他手中開創出來的文化研究可以說是六〇年代新左運動在學院機構中的延伸產物；他作為少數族裔的黑人身分認同，關乎出身殖民地在英國主流社會中既邊緣但又有內在理解的位置，能夠有批判距離的洞悉社會的衝突矛盾；同時當初新左主要構成的一部分是來自英屬前／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Hall與來自加拿大、後來知名的哲學家Charles Taylor等。因此，理解Hall特定工作的面向必須放在這幾個連帶的動力場域當中來看，缺一不可。

作為獨立知識分子，不屬於任何黨派，Hall與眾不同的特點是他具有團體工作的能耐，他許許多多具有原創性的思索與書寫都是在團體動力的需求下完成。回頭來看，樹立團隊工作的知識方式很清楚的體現在他1964-1979年間CCCS（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時期[2]。或許是六〇年代大環境使然，青年學生的解放運動開始與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動關係，在學院體制內部已經建立起來的學科及學科之間僵硬的邊界，無法回應對於現時社會現象與衝突矛盾的理解，CCCS的出現吸引了一批聰慧又有膽識的研究生，不僅敢於突破學科訓練，更有熱情打破過往個人主義的學習方法形成團隊研究小組，六〇、七〇年代慢慢發展出來的小組如 Th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Group, The English Studies Group, Sub-cultures Group, Woman’s Studies Group, Race and Politics Group, Mugging Group等，透過共同閱讀、討論、研究、田野、協作成為CCCS基本知識生產的方式[3]。這些集體研究的部分成果早期發表在CCCS的機關刊物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以及Occasional Papers[4]，爾後與出版社合作以書系的形式流通。直到今天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Race and racism in 70s Britain,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 依然是經典著作，不僅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也在特定主題上開啟後來的認識方向，如Policing the Crisis成為Hall在七〇年代後期起討論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基礎，後者又成為「新自由主義」問題意識開展的前身[5]。

在長期只有三名師資人力短缺的情況下，正是團隊成員互相學習的工作方式，使得CCCS孕育出一批很強的年輕研究人員，成為文化研究第一代的先鋒，如Angela McRobbie, Dick Hebdige, David Morley, Charlotte Brunsdon, Paul Willis, Dorothy Hobson, John Ellis, Janice Winship, Paul Gilroy, Hazel Carby, Lidia Curti, Iain Chambers, Chas Critcher, Tony Jefferson, Larry Grossberg, John Clarke, Phil Cohen等。文化研究的名號能夠從1960年代起慢慢的建立起來，就是靠著這批活力充沛的年輕研究者，生產出第一批高品質的知識，例如Dick Hebdige的Subculture: Meanings of Style是他的1970年代的碩士論文，出版後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至今研究次文化還是必須引用這本經典作，而在當初Hebdiges是次文化研究組的成員，受惠於團體討論的啓發；

《A Life Between Two Islands》

《A Theoretical

History》

同樣，David Morley的The ‘Nationwide’ Audience 後來成為聽眾研究的奠基作，也是CCCS媒體研究組集體研究的結果。同時，這些從CCCS捲出來的人不是關在學院門牆內的傳統學者，許多直接參與社會或是介入公共政策與媒體，像John Ellis在1980與1990年代的二十年間，成為重要的電視節目製作人，其他人也有很多以不同方式參與在社會過程當中，產生不同層次的作用。也就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Hall透過CCCS的場域很幸運的碰上一批學生，培育了研究人才，開創了奠基文化研究的知識。擴大來看，在短短的十五、二十年間能夠開花結果，這樣的成就幾乎是一種奇蹟，世間很難有其他的研究機構能夠匹配，Hall影響力最深遠之處正在於此，與他團體工作的特殊風格相互關聯。

在CCCS時期所積累的豐富的團隊工作經驗，提供了Hall接下來轉進Open University的基礎，對他而言工作轉換的動力在於把高等教育透過廣播電視媒體普及到學院門牆之外的社會，讓沒有條件進入大學的人能夠享有教育的機會。1979至1997的十八年間，Hall以社會學教授的身分與不同的課程團隊一起工作，透過製作影視教材以及精心規劃的教本，對英國成人教育的貢獻是前所未有的。例如 Religions and Ideologies與Understanding Modern Societies系列課程，都是由Hall主持，參與課程製作小組的成員多達四、五十人，其中部分正式出版的教本Formations of Modernity與Modernity and Its Future，更溢出英國本身，1990年代起在世界各地流通，成為社會學與社會理論的基本教材，影響深遠[6]。Hall在Open University時期的各項工作，在英國社會變動的脈絡中做出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與貢獻，乃至於對全球人文社會學術產生的廣泛作用，至今還有待研究，特別是在所謂網絡時代，如何建立高素質的教材提供另類教育，Hall在Open University的實踐與試驗該是超前的，無論是團隊工作方式還是多媒體的製作，都有其前瞻性的啓發。

其實，Hall從六〇年代起就是業餘的廣播人（broadcaster），一生參與了不少的廣電節目製作，不僅如此，他持續的政治參與是以創辦、組織、編輯在社會廣泛流通的雜誌、刊物與書刊來進行，通過搭建起知識辯論的平台介入政治社會，造就了他長期在思想界的影響力。1950年代參與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1960年代作為New Left Review 的創刊主編[7]，1970、80年代積極參與Marxism Today 主導論證議題，以及1990年代後參與創立Soundings，都是Hall與大社會和政治社群論辯與對話的重要舞台。Hall最近一次的政治介入在2013年，就是透過Soundings，與他共同的刊物主編Doreen Massey與 Michael Rustin發表的Kilburn Manifesto對新自由主義繼續進行挑戰。從1950年代初期起，在過去超過半個世紀中，他對現實不斷的介入，不僅在思想上框架了許多重要的論戰，也改變了人們對於變動中世界的思考方式。或許可以這麼說，假如二次戰後全球左翼思想史還有待書寫，Hall是沒法忽視的少數幾個思想者，他們的工作與實踐深深地形塑了這段歷史。

雖然移居英國長達60年，Hall來自前殖民地黑人少數族裔的身分位置從來沒有消失，反而成為他一生思想原創力的泉源，對社會提出既內在又外在的看法，當然生活在倫敦這個前／帝國首都的後殖民經驗，強化了他對種族與族群問題的敏感度，也連動著對階級與性別體制的關注——對他而言，階級、性別、種族是文化研究在方法上的三條基本分析軸線。從Open University退休後，Hall有更多的時間參與黑人藝術家社群的活動，在他生命歷程中最後推動的合作計劃之一，就是建立了Ravington Place，這個以倫敦為基地的全球藝術中心，讓黑人與少數族群的藝術家能夠組織起來，對世界發聲；中心的圖書室以Stuart Hall來命名，該不只是要紀念他而是希望能夠延續他的精神遺產吧。

利维英敦艺术馆（Ravington Place）

2

在中文世界裡，對於Hall以及他介入參與的CCCS、Open University及其他工作方面的深度了解，顯然是相當缺乏的，我這一代留學英美返台任教的人當然要負起相當的責任，特別是我個人1998年參與籌辦台灣的文化研究學會（以及2000年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Studies與2004年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的建立)，後來並且參與規劃相關的學程與機構，在學術的範圍內，是以文化研究的符號在推動各個層次的聯結工作，到底該如何回看Hall與當初台灣在地語境的關係？

「文化研究」與其他的學術分科不同，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我比較熟悉的亞洲具有豐厚「思想界」的地區，它存在的基礎在於公共空間，而非學術體制。八〇年代末期回到台灣，碰上政治、社會變動最快速的時候，作為棲身學院心在社會的左翼分子，真正的關心不在校園圍牆內，而是如何參與到政治社會變革的運動當中，在這樣的心情下，像是引介伯明罕學派諸多具有啓發性的著作就很難成為工作上的優先項目，反倒是如何能夠有效的接上地氣，成為最優先的考量。其中一個與在地能夠緊密結合的方式，就是投入解嚴後風起雲湧的文化批判的浪潮，當時主要的平台在報紙媒體的副刊（如《自立早報》、《民眾日報》、《首都早報》等），以及雜誌月刊（如《中國論壇》、《當代》與後來的《島嶼邊緣》等），當然還包括環繞著這些報刊雜誌的大大小小的讀書會，與定期和不定期的公共論壇，整體上構成了熱量充沛的文化思想運動，在八〇年代末期、九〇年代的初期所出現的這塊異質地景，與多元的政治、社會運動共構，在相互呼應中釋放長期被壓抑的能量。

我個人認為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在學院中慢慢出現的「文化研究」，承接的就是在社會空間操作的文化思想運動，因此後來所搭建的學會與學程等機制，都有意識無意識的遊走在社會與學院之間，並且有意識的在延續、保存爾後逐漸在社會場域中萎縮的批判思想空間。至少我這代人是這樣看待文化研究的任務，也才沒有將心力放在如何跟學術體制的遊戲規則嫁接，甚至抗拒日漸形式主義化、官僚體制化的學術控管[8]。也正是「心在社會」的心情，使得我們疏於學院體制內的經營，最終無法抵擋技術化、空洞化的管理主義走向。回頭來看，世界各地有關文化研究建制化的論辯，還得更為細緻地持續下去[9]，而在台灣或是中文世界，文化研究各種形式的建制化機制是否有效的保留了更為寬廣的批判性思想空間，也還有待大家共同討論。

正是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的語境中，上述文化思想運動的浪頭上，Hall有關柴契爾主義的討論被引進台灣[10]，特別是他提出人民民主（popular democracy）的理論立場來對抗柴契爾的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在台灣的思想界與運動圈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當時剛剛解嚴，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快速噴發，1986年建立的民進黨成為反對運動的主導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會運動的能量，這時思想界出現了所謂「民間社會論」，提出以公民社會對抗國家作為運動戰略，試圖將社會力統合在反對黨的旗幟下，將矛頭指向共同敵人──國民黨黨國體制。當時以社會運動形式浮現出來的社會主體（工、農、環保、婦女、原住民、同志等等）是相當多元異質的，不可能被民間社會論以奪取國家機器為目標所明示的國家主義（statism）走向所統攝，特別是左翼社運團體才剛剛起步，在統獨議題的拉扯下要走出自主的空間已經很困難，此刻快速的進入政黨政治的場域，有礙社會力量的凝聚。

撒切尔夫人

結合了Ernesto Laclau早期對拉丁美洲的分析和後期與Chantal Mouffe共同提出激進民主理論，搭配著Hall的人民民主論，我們一群與社運關係密切的左翼分子提出以「權力集團」與「人民」的流動性對峙關係，取代「公民社會」與「國家」的敵意關係，提供了社會運動與政黨政治保持距離的多元抗爭政治想像[11]。回頭來看，過去二十多年間，台灣部分區塊的左翼社會運動能夠保持自主性，閃開政黨、乃至於民族主義（統、獨）的牽制，至今還有一定能量的積累，當初以後馬克思主義之名出場的人民民主論確實提供了理論基礎，雖然政黨與統獨問題隨著外部所謂全球化與兩岸經濟關係的矛盾升高日漸尖銳化，持續壓迫社運站邊。主張人民民主的社運能否持續以創造性的方式介入以選舉為主軸的政黨政治，是否能夠逐漸展開越界結盟的跨境合作，都是當前面對的挑戰。

今天來看，Hall是在九〇年代初期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位置進到台灣的思想界，這是否意味著九〇年代後期形成的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運動保持開放的態度，與前一波的論述有關？或者，將近二十年的運作，文化研究在台灣乃至於中文世界，已經成為社會、思想運動有機構成的部分嗎？

3

如果記憶沒錯，該是1985年的初夏之際，國際傳播學會（ICA）在夏威夷召開年會，這個美國主導的學術組織那年破例請來兩位來自英國的學者擔任基調演說，一位是Anthony Giddens，另一個就是Stuart Hall。三十年前的事了，Giddens說了什麼已經不記得了，Stuart的演講則是對主流的實證主義研究典範進行批評，雖然面對的是跟自身學術理念完全不同的對手，他的態度卻是十分謙和（generous）但又力道十足，坐在容納千人以上的大型演講廳裡感受到的是整棟大樓不斷的在晃動，高潮迭起，所展現的思想魅力讓人充分體會到什麼是charisma，至少對我個人而言，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經驗。演講結束，全場聽眾起立為他鼓掌，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他所批評的對象，這就是Hall身上有的特殊能耐，在爾後與他的交往中才慢慢發現他巨大的感染力其實來自於他真摯的熱忱，不論是知識，不論是待人處世，總是那樣的真誠與平等相待。

同年秋天，Stuart Hall應愛荷華大學的邀請擔任Ida Beam講座，進行一週的三場系列演講，我們這些不自量力的初生之犢，是一群環繞著由研究生主導的另類刊物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JCI）的編委會成員，主動跟他聯繫，希望能夠以訪談的方式邀請他加入當時正在風行的後現代議題的論辯，他很爽快的答應了，準時赴約，花了一個下午跟我們討論，讓我們見識到文化研究掌舵者的風範，以及認真對待年輕學生的態度。那次的訪談後來與另外一場由Larry Grossberg在伊利諾大學做的討論合流，成為“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的文稿，我們拿著這份訪談邀請了其他文化研究領域中的學者加入論戰，其中包括他在伯明罕時期的學生如Angela McRobbie、Dick Hebdige、Iain Chambers等，最後收錄了他幾篇重要但沒有廣泛流通的論文，編成了STUART HALL的專號，在1986年出刊，透過開啓後現代論述與文化研究的辯論的方式，將他的思想引入批判性的學術空間。也就是糊裡糊塗的在編輯工作中，讓我們這些研究生與英國的文化研究圈發生了直接的互動關係。

沒想到STUART HALL專號很快的在一年之內就絕版了，編委會的成員們也陸續畢業離開學校，刊物也就沒有再版，直到1990年代初期在愛爾蘭召開的ICA年會時巧遇David Morley，他那時還幫Routledge主編Comedia的系列，才又提起將專號擴充成書的計劃。1992年暑期在台北辦完了Trajectories會議，人處於亢奮狀態，沒有分寸的直接撥電話給Stuart問他可不可以去倫敦訪問他，他很慷慨的答應了，後來在他家做了兩次專訪，成為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的一部分[12]。這本書後來在1996年出版，有趣的是新書發表會在東京舉辦，緣分是那一年Stuart帶了一批老伯明罕走訪東京與日本的批判學界對話，在那次聚會中結識了負責會議的吉見俊哉，後來彼此成為很知心的朋友，1998年開始籌辦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IACS）期刊起，他也是執行委員會的核心成員。2000年刊物創刊，藉著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Studies在伯明罕開會的機會，辦了一場正式的刊物發表會，身體已經開始有病況的Stuart以編輯顧問的身分發表了談話，支持與鼓勵我們。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大概就是在以上的軌跡中，與Stuart發生了工作關係，1990年代以後，只要有機會去倫敦，就會去看望他與Catherine，跟他說說正在進行的工作，他也總是會講講他對世局的看法，親切的關心要我們自己保重身體，不要工作過度。兩三年前的冬天，聽說他身體狀況實在不好，有些擔心，利用寒假去看望他與也是在病中的朋友Paul Willemen，沒想到那次的倫敦行成為對這兩位友人的告別之旅。

不知道自己是運氣好還是不好，在生命歷程中碰到幾個「精神支柱」，Stuart Hall、我的導師Hanno Hardt、溝口雄三先生等，跟他們學到的是一些精神氣質、心胸氣度與對知識的堅持，這些座標的存在讓人閃過很多無謂的計較，做該做的事，雖然知道永遠做不夠也做不完，就像這幾位先生直到臨走前都還在做事。

我想我個人的經驗可能不特殊，如果當初不是碰到Stuart Hall被他的精神所感染，我們很多人大概不會走上文化研究這條路，Hall雖然已經離世，但是他會活在我們心裡，督促我們繼續做事。

本文原刊于《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2014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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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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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年六月底，原先規劃在英國伯明罕大學舉辦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五十週年的慶祝活動，Hall受邀做基調演講，現在看來這個大會會是紀念他的重要會議。參見：http://www.birmingham.ac.uk/schools/historycultures/departments/history/research/projects/cccs/conference.aspx。

[2]參見Hall (1980)早期對CCCS問題意識討論的重要文章。

[3]參見1964年起到1988年，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年度報告http://www.birmingham.ac.uk/schools/historycultures/departments/history/research/projects/cccs/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aspx。

[4]參見：http://www.birmingham.ac.uk/schools/historycultures/departments/history/research/projects/cccs/publications/stencilled-occasional-papers.aspx。

[5]參見Hall (1988), Hall and Jacques (1983), (1989)。

[6]除此之外，Hall (1997)這本書也成為文化研究實作的基本教材。

[7]Hall自己對新左的回顧，參見Hall (1989)。

[8]參見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

[9]參見Morris and Hjort (2012)。

[10]參見陳光興（1992），特別是全書後半有關柴契爾主義與人民民主論的部分。

[11]參見林淑芬對民間社會論與人民民主論後來的整理與批評，Lin（2009），以及近期卡維波（2013)的回顧。

[12]兩次訪談由唐維敏翻譯成中文，收錄於Stuart Hall、陳光興（1998）。

中文：

1.Stuart Hall、陳光興（1998），《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唐維敏譯，台北：元尊文化。

 2.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2005）《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台北：唐山。

3.卡維波（2013），〈人民民主：二十年後〉，《人間思想》，2期。

4.陳光興（編）（2000）《文化研究在台灣》，台北：巨流。

5.陳光興等（編譯）（1994）《文化、社會與媒體：批判性觀點》，台北：遠流。

6.陳光興、楊明敏（編）（1992）《Cultural Studies：內爆麥當奴》，台北：島嶼邊緣雜誌。

7.陳光興（1992)《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主逃逸路線》，戰爭機器叢刊，台北：唐山出版社。

英文：

1.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82),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Race and Racism in 70s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2.Stuart Hall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3.----- (1989), “The ‘First’ New Left: Life and Times”, in the Oxford University Socialist Discussion Group (eds.), Out of Apathy: Voices of the New Left 30 Yeas On, London: Verso, pp. 11-38.

4.----- (1988),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5.----- (1980),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er: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son.

6.Stuart Hall, Charles Critcher, Tony Jefferson, John Clarke, Brian Roberts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cmillan.

7.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s.) (1992),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London: Polity Press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8.Stuart Hall,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1992),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London: Polity Press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9.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 (eds.) (1989),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0.----- (1983),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1.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1989),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Seventh impression, London: Unwin Hyman.

12.Stuart Hall, Doreen Massey and Michael Rustin (eds.), (2013), “After Neoliberalism? The Kilburn Manifesto”, Soundings: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13.Dick Hebdige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14.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986), Stuart Hall special issue, vol. 10, no. 2.

15.Shu-fen Lin (2009), ‘The “Civil Society vs. Popular Democracy” Debate in Taiwan Revisited’,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14, no. 3.

16.David Morley (1980),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Structure and Decoding,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7.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1996),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8.Meaghan Morris and Mette Hjort (eds.) (2012), Creativity and Academic Activism: Instituting Cultural Studies, Duke UP and Hong Ko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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